鲁迪 | “新疆民族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西域研究》2014年第4期
“新疆民族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鲁迪
2014年9月22~24日,由《新疆通史》编委会主办的“新疆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82篇论文,有5位学者作大会发言,48位学者在小组会上发言,就新疆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历代民族政策
关于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与会学者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马永真《民族史研究中应重视的几个问题》认为:应该重视民族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研究少数民族历史,要注重对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处理现实问题,要善于借鉴历史的经验;在民族史研究中应注重研究方法的与时俱进,注意做好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石硕《关于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若干问题的思考》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史料和历史事实基本不变,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和理解却在不断变化。在区域民族史书写中要注重民族的因素,突出中央与民族区域地方的互动、突出汉与非汉人群之间的互动和突出农耕与游牧之间的互动。牛汝极:《天山:亚洲文明交汇的轴心》认为天山是东、西亚洲的枢纽,是南北社会交融的纽带,是边疆“长城”延伸的走廊。
关于历代民族政策和对新疆的治理是与会学者讨论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张德芳《汉简中的乌孙》对汉简中有关乌孙的80多条记载进行考证、排列,认为汉朝对乌孙极为重视,通过联络、通婚、结盟、共同打击匈奴等,与乌孙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李炳泉《东汉将兵长史略考——兼说西域长史》认为,西域长史就是将兵长史,将兵长史不是西域都护佐贰或者属官,也没有固定的治所,而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派遣的。李锦绣《试论唐代经营西域史的分期》认为,唐代经营西域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在比较了汉唐经营西域的特点以后,认为唐朝经营西域每一步都深思熟虑、规划严格、部署周密,因而唐朝对于西域经营格局宏大、环环相扣、气象万千,开拓了经营西域的新局面。李方《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全面分析了唐代西州高昌城西四条水渠的情况,使人们对于唐代高昌的水利建设以及农业发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朱雷《高昌郡到西州时期吐鲁番地区税收依据的变化——由“赀产为宗”到“丁身为本”》论述了自北魏到唐代吐鲁番地区赋税制度的沿革,认为高昌政权并没有改变自汉晋以来承袭的赋税制度,唐灭麴氏高昌后,赋税制度不再以“赀产为宗”,而是因行“均田制”,实行以“丁身为本”。杨铭《藏文地名bal po一词的演变》指出,藏文地名bal po(跋布川或者拔布川),是指当时的于阗王国,也是指雅鲁藏布江以南吐蕃赞普的行宫或者避暑胜地。
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认为,乾隆在平定了天山南北之后,对于白山派和卓后裔采取了招抚安置政策,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后发生玉努斯案,中止了自乾隆以来实行的招抚政策,导致以后张格尔、玉素甫、倭里罕之乱。李建平《清乾隆朝皇亲国戚封疆大吏奎林研究》指出,奎林两次出任乌鲁木齐都统,三次出任伊犁将军,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边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聂红萍《清代维吾尔望族与大城阿奇木伯克》分析了清朝以维吾尔望族担任阿奇木伯克的原因,认为清朝一方面让望族担任阿奇木伯克,另一方面也对其严加防范,这个政策有一定的成效,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吴福环《清末至民国年间外国考察家笔下的喀什噶尔》。通过梳理外国考察家有关喀什噶尔的记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喀什噶尔的面貌,从中看出了喀什以及新疆近百年来的历史巨变。刘国俊《论杨增新的民族牵制政策》认为,杨增新能够维持新疆稳定17年,与他实行的民族牵制政策有很大关系。杨增新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必然选择。贾秀慧《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与少数民族商民的族际交往述论》认为,汉族商帮与少数民族商民交往有助于消除族群之间的隔阂乃至冲突,从而促进多族群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彭武麟《试析张治中关于新疆问题之认识及其主新实践》对张治中主政新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评析,认为张治中对于新疆的认识超越了传统的认识,但也有诸多不足,以至于后来陷入了迷惘,又从不解与迷惘到重新发生转折。纪大椿《新疆三区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指出,三区革命是苏联一手制造和策划的,目的是在中亚外围的新疆搞一个缓冲地带。
陈国裕《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与启示》认为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中国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它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王春雅《实现宗教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认为,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是当前新疆最大的群众工作,做宗教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做群众工作等。尉亚春《试述新疆的“民族”教育》对当前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认为中国的国情与苏联不同,但实行的民族政策和理论却十分相似,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不完善,留下了许多隐患。
二、民族史研究及其新资料
民族史研究是与会学者讨论的重点。周伟洲《新疆民族的发展与变迁》勾勒出了新疆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认为近代新疆地区几乎每一个民族的族源和构成都是多元的,都是由古代和近代民族相互融合后形成的。这就决定了构成新疆近代民族分布格局的民族人种、文化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独特性。同时,也决定了近现代新疆民族与四周民族天然的密切关系,甚至有较多的跨国民族的存在。巫新华《于阗人的来源与绿洲于阗国的出现》从文献、民俗、考古和人类学资料诸方面论述了于阗人的来源,认为早期于阗人主要来自东方,是文献学上世居西北地区的羌戎人部众和考古学方面的齐家文化人众 。霍旭初《从遗存资料看唐代龟兹民族地方政权》论述了唐代龟兹地方政权的演变情况,认为汉唐时期白氏家族长期掌权是龟兹社会大局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条件,唐代“龟兹都督府”是龟兹地方政权更趋完善的新形式。艾力·吾甫尔《论回鹘西迁若干问题》论述了回鹘西迁的影响和意义,认为它是维吾尔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整个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阿布都力江·赛依提《再论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源流关系》论述了哈萨克族与乌孙的渊源关系,认为乌孙是哈萨克族的主要源流,是组成哈萨克民族的主体部落。才吾加甫《柔然在西域》认为,柔然是蒙古语族的祖先,信仰佛教。
贾丛江《两汉西域汉人比较研究》对西汉和东汉西域汉人的情况做了比较研究,认为其迁入方式、社会身份、郡望都有一定差别。阿丽娅·托拉哈孜《柯尔克孜族源的传说浅析》认为柯尔克孜族是在古代各民族相互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族源是多源的。张海娟、杨富学《蒙古豳王家族与裕固族的形成》论述了蒙古豳王家族与回鹘的关系,认为密切的关系为二者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苏奎俊《新疆满族的由来及人口发展探析》论述了清代前期满洲八旗驻防及其以后满族人口的变化,认为新疆满族受八旗制度制约,再加上边疆危机等不稳定因素,阻碍了其人口的发展。施新荣《明代及清初哈密之蒙古部众》论述了明代哈密蒙古部众的渊源,认为明永乐至成化年间,蒙古各部融合为一种被称为哈剌灰的部众,并最终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部众融合为缠头回。陈超《清朝统一新疆时南疆几位民族上层人士的贡献》论述了鄂对、噶岱默特、色提巴尔第、阿什默特的事迹,认为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坚持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赖洪波《清代与民国时期伊犁塔兰奇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研究》论述了塔兰奇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李元斌《国家、乡土与族群——清代伊犁维吾尔人的历史人类学解读(1760—1860)》论述了回屯的建立及移民社会的确立过程,认为经过百余年的时间,伊犁塔兰奇人完成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转变。拜合提亚尔·吐尔逊《乌孜别克族迁居中国新疆的原因及其过程初探》论述了乌孜别克族迁居过程,认为在14~15世纪,钦察克普恰克的乌孜别克人便踏上了有组织的艰难迁徙之路,为新疆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琪《民族学视域下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及其跨国研究》认为随着我国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关系的发展,我国柯尔克孜族人民利用自身与中亚同源民族的情感认同和语言优势,使双方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深。闫国疆、郝新鸿《神话传说与兄弟民族:新疆居民历史记忆的同一与差异》根据流传于今日新疆不同民族之间诸多神话传说所呈现的相似或相同的记忆,认为不能因为今日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差别而否认新疆不同族裔居民多元同一和兄弟相亲的事实。
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王博《北疆山地草原民族考古》介绍了北疆山地草原民族考古的主要成果,以及与其相关的种属与族属问题。彭杰 、梁涛《旅顺博物馆藏两件高昌王麴乾固供养写经残片探析》通过对旅顺博物馆带有供养人题记的两件汉文抄经残卷的辨识,结合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物,认为两件抄经的供养人为麴氏高昌的七世王麴乾固。吴玉贵《〈唐会要〉卷九四“突厥”“吐谷浑”史料辨误》梳理了《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西突厥”、“沙陀突厥”、“吐谷浑”四目中点校本未曾发现,或在标点断句时造成的错讹。杨富学《西安新发现的〈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考证了墓主身份,认为墓志为摩尼教史及其历史传统的研究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新资料。韩中义《关于喀喇汗王朝之研究及其史料补证》对国内外关于喀喇汗王朝的研究进行了扼要评述,并将节录的《朝贡珍品集》有关中国(喀喇汗?)与萨曼王朝交往的历史译出,为国内喀喇汗王朝研究补充了新资料。葛承雍《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对陕西、山东等各地元代墓葬中出土的“胡人”造型陶俑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元墓中出现“胡人”形象的陶俑有着现实主义的写照,不仅说明西域色目人被“华化”的表征,也证明“胡人”对中原地区社会生活产生过不小的精神影响。马晓娟《穆斯林史料中的一个哈剌鲁家族》论述了哈剌鲁人斡匝儿家族的兴衰,认为在归附蒙古以后,其统治并未因归附成吉思汗而被取缔,而维持了较长时间。迪拉娜·伊斯拉非尔、伊斯拉非尔·玉苏甫《巴楚县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哈喀尼耶语记账文书三件》翻译了托库孜萨来古城出土的三件文书,并对文书内容进行了阐述。张世才《清代民国时期南疆维吾尔契约中“典”、“押”考察》论述了典当制度的变迁,认为典当制度最晚在唐代便已传入西域,但随着当地文化生态环境的变迁,经历了从消失到重新兴起的过程。
三、各民族的宗教与文化研究
历史上,新疆各民族信仰过多种宗教。贾应逸《新疆古代各族居民的佛教信仰》,探讨了公元前后直至15、16世纪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各族居民的佛教信仰,进而指出佛教信仰成为新疆与中原的文化纽带。王欣《高昌名僧辑考》考证了高昌地区从西晋至唐初的高僧事迹,指出了汉地佛教回传高昌的双向特征,论述了高昌佛教的多样性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藩篱,认为它是值得今人珍视和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白海提亚尔《一份1742年签发的萨图克·布格拉汗麻扎谢赫任命书——以“新兴宗派”一语为中心的考察》,通过对任命书的重新解读,认为黑山派所说“新兴宗派”,很可能就是18世纪40年代曾在南疆传播纳格什班底耶革新路线而遭到叶尔羌宗教高层敌视的阿富汗人夏·奥里亚。王鹏辉《塞上风华:清代前期乌鲁木齐庙宇的神圣与世俗》,论述了清代前期乌鲁木齐城乡各种类型的佛寺道观庙宇及其庙会,认为围绕佛寺道观庙宇生成的社会生活构造了包容性的社会空间,创造出了多种族裔同生共享的边疆社会家园。吐娜《新疆蒙古族的祭敖包习俗探微》,以萨满教敖包祭祀的历史背景阐述了敖包的概念,指出了敖包从祭祀、标志到强化社会集团凝聚力的社会功能。汤永才《做好新疆民族宗教工作要有新思维》论述了新疆宗教演变的过程,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要超越种族和宗教,站上道德制高点,建立起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
民族文化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吴艳春《中道思想在先秦西域族群中的表现——以考古资料为依据》,透过草原鹿石、小河墓地遗存等考古资料的文化符号学解读,分析其中蕴含的天地人有机统一的中道思想,论述了中道思想在西域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传承与发展。裴成国《论高昌国的骑射之风》,聚焦于中古高昌国居民男性墓葬衣物疏中登录的弓箭问题,论证了当时男子骑射的社会风尚。贾嫚《从西亚到新疆——箜篌自西向东的流播路径》,论述了公元纪年前后一千余年箜篌从两河流域到新疆传播途中的变迁,指出了角形箜篌取代弓形箜篌的历史演变趋势。阿不来提《维吾尔地名结构特点及其在民族学中的研究价值》论述了维吾尔语地名的来源及其蕴含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信息。贾合甫《哈萨克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论述了哈萨克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并进一步阐明了哈萨克民族草原文化浓郁的民族特色。刘虹《认同视域下的近代新疆中原戏曲传播与发展》,论述了陕甘秦腔、陕西眉户等各剧种在新疆传播的过程,指出了新疆曲子戏多元民族文化交互影响的特征。李青《西北丝绸之路民族美术遗迹与特征述论》,从美术史角度梳理了公元10世纪之前中国西北丝绸之路民族美术发展的四期历程和主要遗迹,指出其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对当代的启示。万雪玉《柯尔克孜族装饰图案——研究综述与知识普及》,对国内外柯尔克孜族装饰图案研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其在文明传承中的历史价值。李秀梅《策凌敦多布袭藏背景和线路考》论述了策凌敦多布对西藏的突袭,复原了其袭藏的新疆段路线。
按照会议要求,有7位学者对已经完成的《新疆通史·民族卷》部分书稿进行评审,并给予较高评价。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编排:宋 俐
审校:李文博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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